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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章吕文的最后岁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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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sp;   木木只好回自己的小房间,到自己的小床上去睡觉,可是只要一合上眼睛,我的脑海里就全是与吕文有关的事情。我的耳朵边仿佛又回响起了警报声,远远地,游街示众的车队正开过来,吕文若无其事地被押在车上,这一次,木木完全看清楚了,看得十分真切,吕文突然不怀好意地对我挤了挤眼睛。车队缓缓开过去了,吕文回过头来,继续若无其事地看着木木,好像在说,这次你记住我是谁了吧。类似的情景一遍遍重复,完全和做游戏一样,这一夜对木木来说,是一种非凡的折磨。我不敢合眼,不敢关灯,甚至不敢起来上厕所。只要我眼睛一闭上,吕文就非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

    连续四个晚上都是这样,在课堂上,老师正在讲课,木木却趴在课桌上,流着口水呼呼大睡。同学们一次次捉弄木木,老师一次次把木木叫醒,可是过不了多久,我又昏沉沉地趴在了课桌上。即使是在阳光灿烂的大白天,在明亮的教室里,木木仍然会不可思议地梦到吕文。吕文懒洋洋地出现在课堂上,代替老师讲起课来。木木说,吕文,你不是已经死了吗?怎么还能讲课。吕文说,谁说死人不能讲课,我告诉你木木,世界上最好的课程,都是死人讲,活人听。吕文说,什么人最后都要死的,包括你。吕文说着,跟闹着玩似的把自己的脑袋拿了下来,血淋淋地搁在讲台上。没有脑袋的身体像树桩似的站在那继续发出声音,木木情不自禁大叫起来,这一叫,人也醒了。突如其来的惨叫声,使得课堂秩序大乱,由于木木并不属于那种调皮捣蛋的顽劣孩子,老师和同学都为我的出格行为感到震惊。

    那是我一生中最恐怖的日子。恐怖像一块巨大的石头一样,压得我透不过气来。木木尽一切可能地避免与吕文有关的事情,同学们在一起谈话,我不敢参与,因为怕他们又在谈论怎么枪毙人。黑板报上写的报道也不敢去看,因为那上面很可能就写着吕文的名字。不仅是吕文的形象让我感到害怕,就连贴在街头枪毙人的布告,也让我不寒而栗。木木的恐惧完全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,我变得孤僻和不合群,每天放学回家,为了躲开贴在戏校大院门口的那张公安局的布告,木木不惜翻越大院最西头的围墙。

    对于木木来说,最难熬过去的还是漫长的夜晚,经历了连续的四个不眠之夜,我的精神已接近崩溃,神经也已经紧张到了极点。吕文的幽灵一直紧盯着我不放,我能感觉到他就在我周围游荡。到了第五天晚上,木木决定对李道始说实话,我跑到李道始的床上,钻进了他的被窝,羞羞答答地说出了自己的恐惧真相,这时候我已经顾不上面子了,这时候,有人痛骂我一顿或许反而是好事。我像一头躲进小洞里的老鼠一样,把脑袋完全藏在被窝里。木木以为李道始会毫不留情地笑话,没想到他却怪我为什么不早一点把自己的心思说出来。我们对这世界上究竟是否存在着鬼的说法,进行了一番小心翼翼地讨论,最后却得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。李道始搂着浑身正在打颤的木木,说你还是小孩子,是小孩子当然就会害怕。李道始说他第一次看见枪毙人,看的时候因为人多,一哄而上,大家都去看尸体,只看见脑浆溅得到处都是,当时也没觉得什么,事后却是许多天不敢睡觉,一闭上眼睛就是白糊糊的脑浆。

    “儿子,爸爸那时候都二十多岁了,还不是一样怕。我告诉你,爸爸差点吓得要尿裤子。”

    那天晚上,枕着李道始的胳膊,木木睡得非常香甜,非常踏实,像死过去一样。没有梦,没有梦中的惊叫,醒来的时候,天已经大亮。这一觉,让我紧张的神经彻底松弛,那些千奇百怪的幻觉也不复存在。第二天,一切便恢复正常,一切都和过去差不多。不能说恐惧一点都没有了,但是,剩下的那一点点,木木发现自己已完全可以承受。我发现自己已完全能对付那些事情,现在,木木可以坦然地从公安局贴出的那张布告下走过,可以坦然地去研究那些打了红叉的人名,可以平心静气地回想吕文。

    为张小燕举办的学习班,属于日托性质,早出晚归,跟上班差不多。每天清晨吃过早饭,居委会便派一个大妈来接张小燕,到了中午,由戏校的食堂为学习班的人提供一顿免费午餐,晚上天黑前,再将张小燕送回家,交给她的父母严加看管。据说居委会办学习班的热情所以高涨,与这顿免费的午餐有关,大妈们闲着也是闲着。张小燕的脾气仍然很坏,根本不把居委会的大妈放在眼里。即使是办她的学习班,还是跟谁都敢吵架。办学习班的目的是想让她交待一个坏男人出来,她就是不交待,别人拿她毫无办法。

    张小燕在居委会大妈的陪同下,去全市最大的一家妇幼保健医院流了产。从手术室出来,经过接产室的时候,传来一阵新生儿的哭声,张小燕停下来,听了一会儿,然后自己也像死了爹娘一样地在过道里痛哭起来。居委会的大妈想安慰她,她恶狠狠地说:

    “我哭我的,关你什么屁事!”

    说完,张小燕继续嚎丧,声音大得很多人都围着她。她从来也没有这么悲伤过,也从来没有这么悲愤过。有一种说法,张小燕忽发奇想将张继庆供出来的时候,根本没有考虑后果的严重性,她只是因为忍受不了张继庆的唠叨,才不计后果地将继父送去做牢。无论是戏校的工宣队,还是居委会的老大妈,都有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,这就是一定要挖出隐藏在张小燕身后的坏人。他们让张小燕相信,她只是无辜的受害者,是受蒙骗的觉悟不高的革命群众。只要张小燕愿意幡然悔悟,反戈一击,就一定能将隐藏在她身后的阶级敌人绳之以法。张小燕的手上现在有一把锋利的钢刀,她想要捅谁就可以捅谁。

    张小燕当时最简单朴素的念头,就是不让张素芹的阴谋诡计得逞。凡是张素芹拥护的,张小燕就要反对,凡是张素芹反对的,张小燕就要拥护。马延龄在关键时刻,总是显得不像男人,他先是躲着不敢再见已经怀孕的张小燕,到后来实在躲不过去了,眼见着事情就要败露,又厚着脸皮来求她。马延龄神色恐怖地告诉张小燕,如果她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,那么他肯定吃不了兜着走,肯定要因为这件事被送去劳教。

    “我老婆这一次肯定不会放过我,”马延龄非常沮丧地看着张小燕,情绪显得很恍惚“张素芹做梦都想让我去吃官司。”

    张小燕很少去想自己和马延龄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。她只是喜欢马延龄,全心全意地喜欢,只是憎恨张素芹,全心全意地憎恨。张小燕没有把马延龄送去坐牢,完全是不愿意让张素芹的阴谋得逞。张小燕那一段的心情特别不好,脾气极为恶劣。在学习班,她没完没了地忍受居委会大妈的说教,忍受刘师傅的诱供,晚上回到家中,还要继续听张继庆的唠叨。对于张小燕来说,张继庆的唠叨更恐怖,因为他成天和死人打交道,唠叨起来,根本不管人家是不是在听,根本不考虑人家是不是想听。张小燕终于忍无可忍。

    张小燕的情绪变得异常恶劣,常常回家晚饭也不吃,脚也不洗,板着脸就直接上床。张继庆为张小燕的道德败坏感到非常愤怒,他一改以往话不多的习惯,只要一看到张小燕,就像和尚念经一样地数落。在那些日子里,从张小燕进门开始,一直到她睡着为止,他每个晚上所唠叨的话,要比过去对张小燕说过的话加在一起还要多。张继庆没完没了,废话像拧开的水龙头一样源源不断。他用世界上最歹毒的话进行诅咒,不止一次地向送她回来的学习班的人抱怨,说干什么还要把她送回来,说对付张小燕最好的办法,就是把她送去劳动教养。张继庆说,他已经把她养到十八岁了,把她当凤凰一样地养着,临了却变成了一头狐狸。栽什么树苗,开什么花,撒什么种子,结什么瓜,天生的狐狸精,怎么管教也没有用。有什么样的母亲,就有什么样的女儿,张继庆不仅数落张小燕,附带着连张小燕的母亲汤若冰和妹妹张小蝶一起痛骂。

    张继庆在别人眼里,就像是一具行尸走肉。想到他是一个成天与死人打交道的人,别人见到他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。大家都不爱搭理他,他也就不爱理睬别人。即使是在家里,张继庆也更像是个哑巴。然而哑巴一旦开口,本来已经习惯他的人,一个个都忍受不了。在张小燕的记忆中,汤若冰动不动就生病,不是胃疼,就是肚子疼,她的手成天在为自己按摩,不是护胃,就是揉肚子。多少年以后,张小燕与自己的妹妹张小蝶谈起她们的母亲,坚信汤若冰很可能不愿意与张继庆过正常的性生活。汤若冰只是迫于无奈,才嫁给张继庆,张小燕有充分的理由相信,自己的母亲是因为不愿意与张继庆做ài,才凭空捏造出了胃疼和肚子疼的借口。

    戏校大院中,有许多人都相信张继庆会对张小燕做出那种事情。大家总是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注视着他们家。他们家任何一样看上去有点像样的东西,人们都怀疑是从死人身上剥下来的。汤若冰总是偷偷地送东西到信托商店去卖,什么样的玩意都有,从各种各样的小首饰,到半新不旧的皮鞋,从假的发套,到镶着金边的眼镜。有一次,有人在旧货店里看见一架老式的望远镜,因为恋旧,便买了回去,就是那种拿破仑时代用的可以伸缩的单筒望远镜,拿回家以后,发现与自己老父亲同时火化的那个望远镜一模一样,连最明显的一个记号也是丝毫不差。人们相信这一家人的品行都有问题,对张小燕的学习班不可能无限期地办下去,既然张小燕执意要保护马延龄,就让张继庆做个垫背的拉倒。

    在张继庆服刑的第二年冬天,汤若冰发病送进了医院,不到一个星期就一命呜呼,一种说法是她被张小燕活活气死的,另一种说法是她早就得了不治之症。在接下来的那个春天,张小燕带着妹妹张小蝶去劳改农场探望张继庆,向他报告母亲去世的消息,并捎去了两条香烟。此时张小燕与过去相比,成熟了许多,衣着也是当时最时髦的。张继庆没想到张小燕会去看她,板着脸不与她说话。听说妻子已经病故,张继庆的眼圈红了,鼻子抽了几下,挥挥手,让张小燕姐妹离去。

    张小燕说:“我都来看你了,你还要我怎么样?”

    张继庆不吭声,仍然气鼓鼓的。

    张小燕发现他不愿意理睬自己,脸涨得通红,说:“你要是真不说话,我们走了。”

    张继庆最后只说了一句话。他看着又长高了许多的小女儿张小蝶,对张小燕说:“我没什么好说的,只求你一件事,不要把你妹妹带坏了。”

    吕文的最后岁月永远都是个谜。我曾经很努力地想把吕文的事情想明白,可是终于还是没有弄明白。七十年代初期那个初冬的日子里,吕文是个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,到八十年代初期,吕文又成了与“四人帮”斗争的英雄。他的名字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报刊上,不时地有记者进入戏校大院,对吕文的事迹进行采访,听目击者复述他被逮捕前后的情况。为此还投拍了一部电影,由于政审的原因,影片拖到九十年代中期才公映,这时候已经进入了商业时代,时过境迁,什么都讲究经济效益,结果这电影的票房一塌糊涂,偌大的一个电影院,只有几个人去看,看了都说不好,不熟悉历史的人,看了不明白怎么一回事,熟悉当时情形的人,又觉得这片子根本不真实,不是美化就是丑化。

    吕文当年被枪毙的直接罪名,是给省革委会写了两封匿名信。关于这两封信的内容,有许多种说法,概括起来不外乎两大罪状,一是质疑林副主席为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,在程序上是否合法,二是认为毛主席制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,不是历史进步,而是历史倒退。这两条不是罪状的罪状,在当时任何一条都足以要吕文的小命。吕文被抓不久,有关的罪行要点就公布了出来。为了肃清其反动影响,吕文被枪毙的半个月以后,在戏校的家属大院中,曾召开过近乎鞭尸的大批判会,居委会的大妈义愤填膺地带头发言。公安人员在批判会上就吕文的犯罪要点,做了近乎神秘的说明:

    “吕文的思想实在太反动了,为了避免坏的影响,他的反动观点不能再重复,反正他是死有余辜,罪有应得。”

    吕文被逮捕的当天,从七爷的天花板上,公安人员搜到了两本笔记本,厚厚的笔记本上,记载了大量的所谓反动言论。公安人员还赶到吕武插队的地方,对他的住处进行突击搜查,想发现吕文会不会有什么反动罪证藏在弟弟那里。根据后人写的回忆资料,吕文虽然毕业于数学系,但是对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,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。一位当年曾经与他一起坐过牢的难友回忆说,大家给吕文起的绰号叫费尔巴哈,因为他动不动就是费尔巴哈长,费尔巴哈短。吕文常常喜欢提到费尔巴哈,他告诉大家,马克思的许多观点都来自费尔巴哈。吕文另一个让人敬佩不已的奇异之处,是他能够大段大段地背诵马克思的资本论,审讯人员常被他弄得狼狈不堪,因为审讯的时候,别人以为又抓住了他的一个错误观点,穷打猛追,使劲批判,到最后谜底揭开了,却是马克思他老人家的原话。

    吕文曾经是所有戏校大院孩子心目中的英雄,由于年龄的差异,和吕武受到大家的爱戴不一样,吕文从来就不是孩子王。他高高在上,根本就不屑与我们这帮小孩子来往。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,吕文已经是名牌大学快毕业的学生,有一段时候,他是全市大名鼎鼎的造反派头目之一,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,都非常引人注目。孩子们通常以一种崇敬心情,像仰望英雄一样看待吕文。记得那时候大家都穿军装,各种布料仿制的军服,黄不黄绿不绿,颜色都很怪异,惟独吕文穿的那身旧军呢制服显得非常精神,这呢制服是吕校长转业前穿的,穿了这身制服,一看就知道他是军官子弟。

    我因为住在七爷家,和大院的其他孩子相比,有比别人更多的接触吕文的机会。木木和吕文在一起吃过很多次饭,在那些如火如荼的岁月里,吕文一向来去匆匆,在七爷这里胡乱吃些东西,然后倒头呼呼大睡,然后人就没有了踪影。他始终显得很忙乱,仿佛有许多国家大事,都急等着他去处理。如果木木还能记住他对自己的关心的话,仅有的一次,是他郑重其事地关照弟弟吕武,不允许他以大欺小,欺负木木:

    “大欺小,就和富人欺负穷人一样,是不对的,你听见没有。”

    在那段峥嵘岁月里,吕文口袋里塞满了各式各样的红袖标,他在许多造反派组织中挂名。当时动不动就是革命的大串联,造反派组织像玩扑克牌一样改组,分化,然后再大联合,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吕文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领袖级的人物,在全市的红卫兵大联合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。他到处演讲,宣传中央文革的最新指示,分析革命形势,介绍斗争经验。忆往昔,峥嵘岁月稠,吕文的名字曾经是最好的金字招牌,到什么地方都会受到热烈欢迎,到什么地方都让人们奔走相告。他的名字曾经是畅通无阻的通行证,在一些场合,只要登高一呼,说吕文同志怎么怎么指示的,立刻就有不明真相的群众跟着行动。

    木木永远也不会弄清楚吕文为什么突然会变得意志消沉,他呼风唤雨,扬眉吐气大出风头,突然开始远离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。突然之间,他完全变了一个人,开始闭门思过,开始用功读起书来。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变化,历史有时候是越想越摸不着头脑,越深究越混乱,越琢磨越弄不明白。有一种说法,是他厌倦了武斗,因为他领导的红卫兵组织,在这个城市中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。还有一种说法是吕文深深地陷入到了爱情之中,他爱上了中央某位高级首长的女儿,这时候,身居高位的首长已经被打倒了,首长的千金自然就处于落难之中。

    吕文究竟有没有和这位姑娘谈过恋爱,仍然是个谜,他们是在串联时认识的,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,这位姑娘在京城也是响当当的人物,是著名的女打手之一。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,她曾经很荣幸地站在他老人家身边,随着父亲的被打倒,姑娘从天堂一下子跌到了地狱。木木印象最深的,是这姑娘有一双非常忧郁的大眼睛,她显然已经在外面流浪了很长一段时间,冒冒失失一身污垢地跑来了,然后就在七爷那里住了一个星期。

    这是非常甜蜜的一个星期。吕文那些天几乎不睡觉,一天到晚都在陪姑娘聊天。他们没完没了地说着,没有白天和黑夜。木木出去玩的时候,他们在聊天,木木玩了大半天回来吃饭了,他们还在聊天。吃饭的时候聊,吃完饭还是聊,木木睡觉的时候,他们在聊,木木醒过来的时候,他们仍然在聊。天知道他们有多少话要说,天知道他们都说了些什么。我断断续续在七爷那里住了也有好几年,记忆中,这是吕文惟一一次在家里待了那么长的时间。通常情况下,吕文永远是匆匆过客,永远风尘仆仆,刚急急忙忙照了个面,便又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然而这一次,吕文和那姑娘仿佛置身于喧嚣的尘世之外,他们与周围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毫无关系。

    这一个星期显得非常漫长,这一个星期给木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木木远远地看着这个后来值得回味的爱情故事。那姑娘也许算不上特别漂亮,但是吕文对她已经完全入了迷,他源源不断地说着,口若悬河。吕文后来如何发愤学习德国古典哲学,如何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,如何给省革命委员会写匿名信,如何在信中阐述他思考的问题,如何智斗审讯他的人,如何在监狱里英勇不屈,如何坦然地走向刑场,所有这些,木木都是从别人写的文章中看到的,都是间接的印象。我不止一次地向别人转述吕文的故事,其实,在吕文的最后岁月里,木木能清晰记住的,只有两件事,一是他面无表情地被押往刑场,还有就是和那姑娘的谈笑风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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